《易学评论》(六十九) (第4/11页)

呈现在外的象和隐微不见的理之间并没有一点点的间隔。”

    这种理论本没有错，而错在人们理解与适用在《周易》里的辞与八卦卦术上的象错合一起，把“体用”之说变成了《周易》里的辞是为了占问吉凶的道理上去认识了，那就失去了对《周易》义理探讨的意义了。这无疑成了“哲学变成神学的婢女”，换言之“哲学成了筮术的婢女”，即哲学成为诠释占筮的理论了。

    程颐无论如何释之《周易》里的“卦爻”辞之理，但终不抛弃象数之说，又不抛弃占筮《易》之说，可想他的义理与《周易》本义，岂不是差之毫厘，而谬之千里吗？故他释出的《周易》义理，与《周易》一书之意不是一回事。

    到胡渭的“体用”《易》说，只能成为清朝时期里算命的“技术之书”在“用”学上才发挥，故清后期与民国初的数术有如此的蔚然大观。清朝越来越多的算卦（算命）之书，层出不穷，恐怕是得益于哲学上的“体用”理论的诠释吧？

    无论清朝时期复兴的汉象数“易学”，还是所谓的考辩“易学”，都无法离开“象数”而说《易》理，但都不是《周易》里的义理。象数“易学”在清代是蔚然大观，至清未尚秉和与杭辛斋为止，终于在复兴的汉象数“易学”与新兴的考辩“易学”影响与应用于筮卜术（算卦）是越来越紧密了。

    清代“易学”突出的是汉"象数"易学，汉虞翻"易学"受到清"易学"研究的重视。虞氏易学是以象数解《易》，在以“象”解《易》中，已突破了八种物象（八卦取象）解《易》，而发展出很多取象。清"易学"名家张惠言(1761～1802)作《周易虞氏义》，用虞氏取象说来解《易》。在复古"象数"学说而解《易》的还有焦循等。

    清人皮锡瑞(1850—19